傾城之戀

　　知識分子的概念在中國變得寬泛而模糊了，但輿論對它的使用頻率並未降低。近日有名人通過網上媒體抱怨，繼上世紀“反右”和文革之後，近年來的“反憲政”、“打公知”等行動是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妖魔化。該名人說的是事實嗎？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針對上述意見，立刻有人在互聯網上反唇相譏，稱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實驗室里，在發射場上，在深山、海洋、大漠，甚至在南北兩極，而他們卻“經常無端遭到你們這群姿勢分子的挖苦、嘲弄”。這種回應是社會的代表性意見嗎？
　　如果說知識分子在今天仍是一個可以識別的大群體，那麼這個群體顯然是分裂的，他們構成了社會多元化最突出的標誌。那些自感壓抑，並認為受到“妖魔化”的人，應當說是知識分子群體很小的一部分。他們曾經比較喜歡“公共知識分子”這個稱謂，但由於輿論場將其縮略為“公知”，並且醜化了它，現在這樣自稱的人少了。
　　這批知識分子是當下標識度最高，引起爭議也最大的一個圈子。包括他們的支持者，共同組成中國社會的一支輿論力量。他們話語權高，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行動力，他們在中國社會裡拉起了一個“價值觀山頭”，構成了中國社會以往很不熟悉的意識形態現象。
　　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則融入了改革開放塑造的民族復興大潮，他們的原有知識分子標識被各自的職業特征沖淡。他們人數眾多，但大體加入了“沉默的大多數”，與少數公知相比，他們在輿論場上暗淡無光。
　　公知和他們的支持者組成了一個個小圈子，由於他們以知識分子形象拋頭露面多，一定程度上“壟斷”了輿論場中知識分子的稱號。他們當中少數人發展成“異見人士”，與國家體制直接對抗，這一切營造了知識分子“受打壓”的印象。
　　真實情況是，改革開放的幾十年是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群體擴大最快、也最有成就的時期。知識分子是推動中國綜合進步的生力軍，他們與中國建設實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。他們有時不再像“知識分子”，正是緣於他們對國家和社會主流實踐的深度融入。
　　較之他們，公知群體對中國社會自然形成的多元化最為看重，推動多元化的最大化，成為他們使用力量的主要方向。多元化應保持順其自然，還是應全力促進；它應是非政治領域的，還是應當無處不在，無邊界限制，對這些中國社會不熟悉的問題，公知們一概主張以西方社會為藍本，這讓主流社會產生了警惕。
　　知識分子應怎麼做，是參與建設，還是從事批判，這是高度爭議的問題。但是以下幾點或許有助於我們理清思路。首先，無論從哪個角度，我們應促進解決中國問題，而不是製造更多的問題。我們應增進社會的團結能力，而不是挑動社會的對抗熱情。我們應維護中國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進程的安全，而不是把它推向可能中斷的風險。
　　最重要的恐怕是，所有強調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，要把國家和民族利益真正放到個人和小團體利益之上。多元化的深層原因是利益多元化，一些公知把對個人和小圈子利益的追求表現成對公共利益的維護，對這個問題的質疑越來越多。
　　知識分子這個概念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總的來說保持著一份莊重和崇高，人們對知識分子幫助實現國家的進步與繁榮有著很多期待。知識分子切不可辱沒了這一光榮的稱謂，也不可辜負歷史在21世紀所分配給我們的突出角色。▲
（編輯：SN090）